政治这场大戏更因城市的桎梏而险象环生
美国城市政治的三个主题
以下文章节选自《美国的城市政治》，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推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长期以来，美国城市政治动力学几乎等同于城市地区政治动力学。美国建国至今，以自由市场和民主治理为主的传统体现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在这两项重要使命中寻求平衡并非易事，实际上，地方上发生的所有重大政治斗争都是两者关系紧张所导致的。像机场、会展中心以及体育馆建设等方案涉及公共支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进而引发了冲突，这种情况凸显了增长政策的重要性。领导人在推广这些方案时，总会宣称将给城市社区的每个人带来幸福，但不能表明这是对公共资源最佳、最有效的利用。存在冲突的事实暴露出城市的另一个重要使命： 治理政治 地方上存在众多对立的集团和利益群体，他们需要在当地政府取得话语权，针对这种情况，公共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必须找到调节的方法。美国城市内部存在着社会、民族、种族的各个分支，其复杂性使得治理问题始终非常棘手，极具挑战性。第三个动力因素则是与20世纪现代化大都市的兴起相伴而生的大都市分裂政治。20世纪，美国城区逐渐分裂为若干个独立的直辖区。都市区域内部的政权极端分裂，住宅隔离成为长期问题，以至于无法出台解决城市扩张等重要政策问题的地区方案。
经济增长的迫切性、治理的挑战性和分裂大都市的兴起构成了美国城市政治的三股链条。当你阅读一封致地方报纸编辑的信件，信件的内容是抗议城市对新建体育馆提供税收补贴（这与增长政治的价值观相冲突）；当你走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穿梭于不同肤色以及不同族裔背景的人群中时，你会意识到这种多样性使得治理工作极具挑战性；当你走进郊区的封闭社区，就相当于进入私人管辖范围，类似于大都市中若干管理单位中的任何一个。所有这些体验让我们意识到构成美国城市政治的政治动力学具有统一的模式，其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反复性。
增长政治
没有维持经济繁荣的措施，社区就没有立足之本，因此增长通常是城市居民和公民领导者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一个国家有了城市或城镇，这儿最初是人们可以赚钱并且寻找个人机会的地方，也就是说城市是作为贸易和商业中心而建立的。
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微型资金体系，企业家为寻求利润和个人发展从事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将城镇的资金体系联系在一起。对新机会的不懈追求鼓励了民族“个人文化”的形成，这一术语是城市历史学家萨姆·巴斯·华纳（Sam Bass Warner）提出来的，旨在强调个人努力和期冀对集体或公共目标的影响：“按照参与者的观点以及对主要议题的考察来看，美国城市的地方政治与人们私人经济活动不断改变的焦点密切相关。”当前主要的哲学原理推崇这样的观点： 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也在为社区福利做贡献。
在边远地区缔造城市的人们和赚取经济利益的企业家们持有相同的看法： 为保证共同胜利，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推动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地方上的支持者也在大力宣传他们城市的优势。他们还会炫耀当地的文化： 音乐协会、图书馆和大学。更有甚者，他们还会利用市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当地的发展。从购买铁路股票到改善海港或港口等多种地方事业，他们可以得到市政厅的资助。此外，这样的事业还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市民们相信当地的经济繁荣对于提高城市社区的福利和幸福指数来说非常必要。
如今，人们支持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措施与他们对地方和社区的依附感情密不可分。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话，人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孕育家庭、建立邻里关系并确定当地身份。发生在2010年春夏季节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引发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随着灾害的升级，从南路易斯安那州到佛罗里达海岸这一狭长地带中，失业现象到处可见。佛罗里达海湾沿岸的旅游业当时估计减少了一半，造成至少20万人失业。3在路易斯安那州，鱼贝捕捞业以及其他工业几乎停业。人们与新闻记者谈论这场灾难时，不仅谈到失去生计的问题，还情绪激动地谈到这一事件对他们家庭观和社区传统的影响： 灾难令他们失去了“一种生活方式”。
不管石油泄漏事件带来的后果多么严重，沿海地带的社区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当然要想恢复到从前的状况谈何容易（幸运的是，泄漏事件的后果并没有像很多人所担心的那样严重）。人们已经认可自己居住的社区，尽管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搬迁。反而致力于重振地方经济、巩固社区的事业，因为他们不愿意抛弃生命中有意义的传统和文物质幸福与社区身份紧密关联，因而人们在推动城市繁荣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异议。
但是对社区的忠诚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位政治家和开发商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有时会产生异议，因为这些推动增长的政策并不能让人们平等受益；这些提议也不总是明智或是合理的；有的提议能够成功，同样有的提议则以失败告终。对于租房者和低收入居民来说，周边邻居的中产阶级化会使房租增长，生活成本提高，最终迫使他们搬走。市中心的公司和金融行业的发展为那些高学历专业人士创造了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但是很多中心城市的居民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甚至被列入失业名单之中。市中心向周边地区的开发也许会使新办公大厦里的商业部门受益，但同时会降低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不喜欢运动的人们不会支持建设新的足球体育馆。诸如此类的不同观点说明了为什么在有关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上经常会出现反对意见，尽管大家都一致认为地方繁荣是一件好事。
治理政治
国际性迁移改变了全球社会，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历史上，20世纪90年代的移民人数超过了80年代的人数，进入21世纪，移民仍然源源不断。大面积的人口移动在迈阿密、纽约等全球性城市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不仅如此，许多小地方也受到了波及。正因如此，全球化时代像过去一样，除了经济发展的问题以外，城市政治常常以种族、族裔身份以及社区团结等问题为中心。
2005年夏末，在新奥尔良出现的种族鸿沟就是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引起的风暴潮涌击垮了新奥尔良附近的堤坝，城市的80%遭遇水灾，受灾人数达十万人。各大电视新闻节目充满了这些受灾人员痛苦的画面： 25000人聚集在新奥尔良体育馆的超级穹顶（Superdome）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还有两万多人聚集在会展中心，有的居民越过大桥和立交桥，在屋顶上绝望地挥手。150多万人流离失所，6万左右的家庭支离破碎，还有约1300人丧生。8非裔美国人居住在地势最低的区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而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因素是新奥尔良过去遗留下来的种族隔离政策，尽管居住地的公民权得以提高，少数族裔的权力也能够得到保护，但是这种种族隔离的模式不会彻底消失，不管是在新奥尔良，还是其他地方。
与此同时，在外国移民的问题上再次爆发激烈的冲突。最近几十年中，大批境外移民的涌入致使城市成为文化和社会活跃的地方，但是这也意味着种族身份仍然是国家和城市政治冲突的导火索。2010年4月23日，亚利桑那州参议院通过第1070号参议院法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应。亚利桑那州法律授权警察可以以怀疑某人非法进入美国这一“合法目的”拘留任何人。这一立法引起了许多地方的强烈抗议，包括抵制购买亚利桑那州的产品以及拒绝去该地旅游等。总统奥巴马谴责了这一立法，提出即使美国公民受到以种族为基础的州法律的约束，联邦政府也会保护所有美国公民的公民权。9在拉美裔人口较多的城市中爆发了反对亚利桑那州法律的抗议活动。洛杉矶和芝加哥的市议会通过了支持抵制亚利桑那州的决议，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在政治派别的另一端，这一争议使得共和党和保守派人士更加活跃起来。各个地方出现的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议暴露了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今天。
种族、族裔之间的复杂性使城市治理工作难上加难，协调地方社会中各个对立组织之间的关系成为一门难以把握的艺术。全球化时代中的多种族大都市亟待有效的治理方式。政府权力发生了变化： 从前政府有承担公共机构职责的义务，现在的政府职能是出台约束所有社会成员的决议。为了维持民主体系管理的合法性，政府要考虑到尽可能多的选民，同时还要给那些政治上失败的人提供调整的机会。城市中族裔和种族的复杂性增加了这一任务的挑战性。
分裂城市
叙述20世纪的城市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缺少对市区衰落、郊区兴起这段历史的追溯，最近一段时期，市中心再次复兴，令人感到十分意外。郊区化进程催生了现代美国大都市，都市由面积不等的多个政治司法管辖区构成，区域成员基本上属于中产阶级，但贫富不均。几十年以来，基本城市模式存在着极端的种族隔离，大部分黑人居住在城区，大部分白人居住在郊区。直到最近，美国都市的地理分布可以被描述为马赛克状，不同族裔、种族的人群分布在城市景观的各个地方。尽管发生了如此重要的变化，但是郊区的各个司法管辖区仍然差别很大，富人区和穷人区之间的差距如往常一样仍然不可逾越。政治上的分裂促使市中心和郊区之间从多个层面展开了竞争。
都市分裂产生的后果非常多，很难一一描述。也许其中最基本的因素是人们更倾向于对当地的认同，而不是得到地方公民的身份。这种倾向源于政治分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服务于实际目标的地方身份，这种意识在富裕的郊区居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都市内部的各个司法管辖区内，居民和商业团体为帮助本地的税收而展开激烈竞争。都市竞争中的获胜者能够提高公共收入，这样他们可以资助更高级别的服务和更多的公共设施建设，即使税率下降，他们也会继续自己的做法。这种激励体系促使地方政府在牺牲周边社区的代价下采取有利于本地公民的政策。城市之间为争取大型商场、零售店和购物中心的建设而抬高标价，他们雇佣咨询师帮助他们与开发商进行谈判，包括土地出让权、土地改进和公共服务、税收减免，甚至直接付款等措施。如果成功的话，他们能增加税收，以便支持学校、公安以及其他服务设施，不把机会留给别人。
城市居民愿意认同当地社区（“主场”）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如果离家近的话，他们可以对税务、服务及其他重要的公共政策做出重要决定。从历史上看，郊区居民特别关注保留自己社区的“特点”，通常表现在排除那些在种族、族裔和社会阶级上不属于他们的人。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排外的政策主要针对不同的群体。20世纪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为了敦促郊区的司法管辖区颁布保护社区稳定的政策。最近出现的私人化封闭社区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措施。这些住宅通常有大门、围墙以及其他障碍设施的保卫，由业主协会管理，他们对维修、服务以及设施等费用做出估价。通过这种方式，居民可以和周围地区甚至市政府相分离。经济实力较强的业主希望与实力偏弱的业主们从地域上划分开来，这种做法就像上一代人迁移到郊区一样改变了地方政治面貌。
公寓开发和封闭社区的增长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结果。一方面，这使得人们即使相距很近也能实现相互隔绝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趋势使城市居住区变为拼图模式，瓦解了种族隔离导致市中心的“贫民窟”与郊区有钱人分离的模式。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这些空间模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其他人是否同样重要却很难说。彼得·马尔库塞是一位知名的城市学者，他认为退回到地理位置上的隔离和加强防御会损害社区意识和公民意识。地域上被分割的都市不管呈现什么样的地理形式，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后果。
以上文章节选自《美国的城市政治》，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推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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